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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‘新生代’农民工年纪轻、文化程度较高、观念更新,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日益淡漠,进城务工的目的从生存型渐进为追求平等发展。在城里安家、做城里人已成为他们新的憧憬。”日前,全国妇联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发布一份调查报告,再次将进城务工者中的“新生代”群体推送到前台。
报告称,我国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“新生代”进城务工者约8487万人,占进城务工者总数58.4%,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。
本报记者采访了上海的两名“新生代”进城务工者,听他们讲述自己和这个城市的故事。
刘娟,女,24岁,四川南充人
不觉得自己是农民
前天晚上9时30分许,送走最后一个客人,刘娟松了一口气,舒展一下筋骨,准备换衣服回家,她还要骑四五十分钟的电瓶车才能回到在宝山的家。
她来自四川南充县的农村,初中毕业后出来打工,五六年前来到上海,做过服装厂工人,当过餐馆服务员,两年前开始做美容师,月薪两三千元。她的老公也是四川人,在一家川菜馆当厨师长,月薪6000元左右。儿子4岁了,一直放在刘娟老家,年底刘娟的妈妈就要带他来上海。刘娟的父亲和弟弟也在上海。
虽然在上海有家,可刘娟始终觉得有种漂泊感,计划打拼出点名堂后,还要回老家,最近夫妇俩已经筹划在县城买房。
在上海过得很累,生活成本太高,一起干活的人中流行一句话叫“挣1000花2000”。租房每个月700元,一个人做一餐中饭要花20元菜金。房价更不用说,连一个卫生间也买不起。在老家,3000多元一平方米能买上中高档的电梯房了。上海的学校也难找,这几个月,她一直在给儿子物色幼儿园,附近有个实验幼儿园,太贵,上不起。民工子弟幼儿园便宜,但人太多,进不去了。所以到现在也没找到合适的,她心里愁得很。
这些还算好的,最怕的是生病。在老家,生个小毛病到小诊所,十几二十元钱能解决问题。在上海,一去医院,几百元就没了。
在上海工作也不踏实。以前她做的那家公司老板说,签满两年合同才给她交“三金”,可她不敢签约,怕万一有事情要回家,不能做了,她就违约了。到这家店上班有两个多月了,也还没帮她交。而且这家店的底薪也只有1150,还不到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。
刘娟家里的地早已荒了,她也不觉得自己是农民。“也许别人还会把我看成农民工,可我们这些人在大城市做的时间长了,与社会接触多,观念、说话、做事,肯定都比农民工进步。”她说,人生经验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,年轻人要跟上潮流,不然就被淘汰了,那就得回家种田去了。
夫妻俩的条件在务工人员里算不错的,但攒的钱没法买房。他们想在上海开家川菜馆,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门面。好点的、大点的太贵,小点的又没法做。
又一年快过去了,想着爸爸妈妈的辛苦,刘娟只想多挣点钱,让他们早日离开农村。
单赛丰,男,21岁,江苏启东人
“还是现实一点好”
昨天,单赛丰睡了一个充足的午觉之后,决定在每月花200元租来的小房子里“猫”一会,上上网,然后准备去上晚班。
2009年从职业高中毕业后,他开始打工,因为学的是机械与图纸专业,起初在县里的工业园区做机械工人。去年11月来上海,刚开始做的还是机械,4个月后觉得太累,便通过路边一家小中介找了一家电子公司做。误打误撞还进了一家不错的公司,给交“五金”,一个星期休息1天。上夜班有夜班津贴,早餐还有补贴,白班公司包午餐,如果住公司宿舍,一个月只要交60元住宿费,一个月收入在2300元-3500元。对这个收入和待遇,他觉得“还行”,但和这两年的物价比起来,还是有点低了。他的期望值是收入再多些,比如每个月至少收入3000元。
他的姐姐、姐夫住在虹口区,舅舅在南京西路一家公司工作。他的爸爸在徐州打工,妈妈在家种地,他是家里的独子。“我种什么地?不会种!”单赛丰的语调里还充满孩子气。
休息日时,他习惯上上网,电脑还没买,他就用手机上网或者去网吧。有时候和同事去逛街,外滩、欢乐谷等上海一些旅游点他去了几个。在消费上,他说自己算中等,还挺有计划的,每个月的收入用掉三分之一。他想挣钱,但不想为钱太难为自己。就拿租房子这事说吧,虽然住宿舍便宜,但一间宿舍住5-8个人,缺少私人空间,所以宁愿每月花200元租个小房子住。五六百元钱一件的衣服和鞋子,他有时也会买,“男孩子要穿得体面些。”
“想在上海站住脚吗?”记者问。
“那要看家里的情况,现在看来还是要回老家。”单赛丰说。
在电子产品流水线上当工人,不是他追求的目标,他想学装潢,听说那个工资高。他也不准备去学校,一来要花时间成本和学费,二来他觉得学校也学不到东西,还是直接找家装潢公司边做边学比较好。
“上海人大多数挺好的,没注意别人是不是歧视我。”单赛丰干脆地说。自卑感偶尔有一点,但这也很正常。
对于以农民工身份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老乡兼亲戚张雄伟,他挺佩服的,但不想做他那样的人。他说和上一代人相比,他们对事业缺少一点大的理想和追求。“还是现实一点好,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没什么特别远大的目标,能有稳定的收入,过好日子就行了,未来还没想过,我还太小。”单赛丰最后又补充了一句,“我们90后的思想就是这样的,你随便去问几个90后,都会像我这样说。”
复旦社会学者:“新生代”大多有梦想
复旦大学社会学者顾晓鸣认为,“新生代”进城务工人员和上一代农民工之间已经有了很大差别。上一代农民工像辛勤的“工蜂”,大批进入城市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,个体性不明显,而“新生代”已经相当个体化,每个人心中都藏着梦想,在个人发展上选择性较强,不再是随大流,这一点和上一代完全不一样。
其次,“新生代”的学历往往比上一代人的高,在来城市之前,也大都接触过网络或新媒体,至少接触过电视,因此,他们对外界有一定心理准备。同时,他们的生活本身也是半城市化的,从某种程度上来看,已经算得上“半个城里人”。这一点在长三角地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中表现最为明显。
第三,“新生代”来城市打工之前,其所在的村或家族中大都已经有人在这个城市里工作,他们大都是通过熟人关系进入城市,这样他们和城市的关系就拉近了。以前,没有任何关系就到城市里闯荡的人,可能会处在社会最底层,而通过熟人途径进城的人,境况会有所不同。
八成多“新生代”农民工没有务农经历
“新生代”农民工中,80%以上没有务农经历,超过1/3属于离开学校就进城务工,没有工作经历和社会经验。57%的人希望在城市定居。自己创业或提升职业层次,是他们个人规划的职业发展方向。愿意“回乡当新农民”的,仅占4.1%。
88%的“新生代”农民工务工心态情绪平和、心情快乐,最接受“外来工”和“职工”称呼,大多数人不愿被称为“农民工”。
进城务工原因,近半数“新生代”农民工首选“有利于个人发展”。超半数是17-20岁初次外出务工。
六成“新生代”农民工在两个及以上城市流动过,近80%换过工作。变换工作的原因,依次是“工资比较低”“没有发展机会”和“会影响健康”。
“新生代”农民工职业层次还比较低,多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。平均月收入2147元,半数不满意月收入,理想月收入是3827元。
“新生代”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状况仍然不理想,51.3%受聘形式为合同工,只有59.6%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。 (数据来自全国妇联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调查报告)
第一代农民工:落脚点最终在城市
张雄伟,江苏启东人,今年42岁,二十多年前,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的他来到上海。打拼二十多年后,他已经以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当选第十三届上海市人大代表,并于2009年4月拿到上海户口。
张雄伟一直在关注“新生代”进城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。他认为,这代进城务工人员,有些从小就住在上海,有些生活在城市里,甚至有的人没干过一天农活,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了,如果他们在城市里的身份标签还是农民,就有点奇怪了。不过,“我认为这个称呼和认识一定会改变,短则几年,长则10年20年。”
他说,“新生代”中不少已经在城市扎下根来,这就是一种成功。他所说的“扎根”,大体上是指有固定的工作和住所、有固定的交际圈子等。
虽然他坚定地认为,“新生代”进城务工人员的最终落脚点是城市,但也指出,目前这群人对自己在城市的发展目标很迷茫,最大一个障碍是融入城市的门槛太高,物价高、房价高、房租高,以后还面临孩子入学入托问题,这都直接关系到他们今后的生活质量。
他说,“新生代”的文化水平和聪明才智普遍高于老一辈,这是优势,但想融入这个城市,要付出艰辛的努力,关键还是要像老一辈一样,有吃苦精神。他想对“新生代”说:学习改变命运、知识改变命运、技能改变命运,有了这些,才能在大城市立足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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